当AI招聘官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大厂的面试当中，当由算法决定的最优路线成为外卖骑手的行进指挥，当“数字HR”开始决定员工去留……算法，这个在几年前还稍显陌生的名词，如今已然成为一些打工人难以忽略的存在。 一面是解放人力、提升效率的好用工具，一面是不近人情的冰冷机器。随着算法在人们生产生活中的存在感日益增强，其产生的矛盾也愈发受到关注：职场中的算法如何在高效和平等间寻求平衡？人机互动日益频繁的当下，打工人与算法如何和谐共处？ 在不久前结束的2025夏季达沃斯论坛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孙萍在一场名为“职场中的算法”的互动论坛上，分享了一件最近发生在她身上的事：当她和朋友讨论晚上去吃烤鸭，并打开手机软件选择餐厅时，还没来得及搜索，几家烤鸭店就直接出现在了首页上。 此类经历对于当下的年轻人来说其实并不新鲜。出门打车时，算法会为人们规划出距离最短、用时最少的行程路径；点外卖时，算法会把近期常吃的餐厅优先排序；打开音乐软件，算法按照个人喜好生成的个性化“每日歌单”出现在页面最显眼的位置……这些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片段，反复佐证着一个事实：算法正以一种看似温和友好的方式，成为人们生活的重要参与者。 如果生活中的算法能被称为“选择困难症救星”和“效率优化器”，职场中的算法似乎就没有那么受欢迎了。一个头部大厂的HR（人力资源管理）说，用算法筛选简历早已不是新鲜事。虽然算法直接地提升了她的工作效率，但也让她感到悚然心惊：“这意味着当我需要寻找下一份工作时，决定我能否参加面试的同样可能是算法。” 从全球来看，算法甚至已进入更为残酷的裁员环节。2022年，一则脸书解雇60名员工的新闻引发了广泛讨论。原本寻常的人员调整，却因为裁员的方式变得不那么寻常——主持这次裁员的并不是人，而是算法。 除了担任HR和“裁员官”以外，算法“监工”已偷偷将打工人是否上班“摸鱼”记录在案。早在2015年，亚马逊就针对其仓储管理开发了一套效率检测和评估系统，这套系统可以实时监控员工的工作情况。如果发现有人取货时间过长或不在休息时间内违规休息，系统就会自动给其打上“效率低下”的标签，并予以相应的警告和处罚。 “被算法筛选后招入公司，在工作中被算法监控，再被算法裁掉，也算是‘闭环’了。”这一“玩梗”的背后，是人们对于算法逐渐渗透职场的感叹和无奈。 具体而言，算法带来的效率提升前所未有地重构了人们的工作，算法的自主进化需求要求人们进行更多的数字劳动以提供数据，而由算法重新构筑的评价体系，则开始让人们考虑和算法进行角力。“这意味着算法并不仅仅是一种技术，它已经事实性地嵌入到当下的人力关系当中。”孙萍说。 这种嵌入带给人的感觉是复杂且矛盾的，算法“监工”就是其中的典型案例。一方面，算法对员工的表现打分凭借的是电脑活跃时间、上班打卡时间等可量化标准，似乎是一种更高效的评价和管理手段。另一方面，无时无刻且不被告知的监管以及机器管理的不近人情，又加剧了用工关系的不平等，破坏了原有的企业文化。 Grab集团是一家总部位于新加坡，为东南亚地区8个国家近2亿人提供网约车和送餐服务的平台公司。Grab集团执行董事林友幸此前关注到，在并未对算法进行相关数据“投喂”的情况下，算法会尽量少地为学生乘客匹配网约车订单，因为它认为学生“没有钱”。“这是我们非常不愿意看到的情况，我们希望所有的消费者都能平等地享受我们的服务。”林友幸说。 随着算法与生活的结合愈发紧密，包括大数据杀熟、信息茧房等衍生问题，已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治理。但职场上的算法运用带来的问题似乎更加隐蔽——公司当然拥有对员工录用、监督和开除的权力，只是对其中尺度的把握，还是要把以人为本作为根本遵循。 伦理是算法治理的高频词。职场算法伦理，应聚焦于是否对员工的人格尊严、个体权益造成侵害。想象一下，当一个人打开电脑开始一天的工作时，来自算法的监管也同时开始，这是否会让人产生时刻处于“数字监牢”“数字囚徒”的紧张和焦虑？这种体验对很多人来说是一种人格上的伤害，其导致的负面情绪堆积必然会对身心健康产生影响。 从技术层面来看，无数经验已经证明，算法黑箱会导致产生连开发者都无法想象的输出结果。为规避风险，就需要使用算法辅助管理的企业至少在两方面做到清晰透明：一是要员工知悉并同意，二是要对算法输出结果进行预防性评估，并能对其进行合理解释、判断和矫正。 在林友幸看来，算法的一些判断是合理的、令人乐见其成的。如算法在派发网约车订单时，会倾向于把更多订单派给驾驶更为可靠的司机。“所以，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对算法的判断进行确认，确认之后，还需要向客户和司机做出解释。” 从更宏观的视角来看，算法能够在职场上突破伦理，本质上还是因为一些用人单位和员工之间天平日益失衡。实现算法与打工人的和谐共处，关键在于营造更为平等的劳资关系和劳动环境。当企业真的能平视员工，以和谐共生作为算法应用的“指挥棒”时，算法才会真正成为兼具高效、公平的“工作助手”和“管理伙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