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7日，广州市律师协会通报：近日，网络平台有关广东泰某律师事务所的律师邓某涉嫌违规收费的情况引发社会关注，我会高度重视，立即进行核查。经查，2024年8月19日我会收到韦某相关投诉材料，于2024年8月27日作出《纪律投诉案件立案告知书》，并依法依规启动调查程序。在调查过程中发现邓某律师还存在其他涉嫌违法违规执业行为需一并调查处理，目前该案处于听证阶段。案件的处理结果我会将及时公布。 对此，曾为韦先生代理的律师邓某说，案件起初没收费，但不是风险代理，案件按照司法鉴定，本应给次责赔偿，他们努力让韦先生获得了主责赔偿。案件处理差不多了，双方签订了正式协议，确定了55.5万元律师费，结果后来韦先生反悔了。 韦先生说，2019年底，二儿子生病，在家附近的诊所治疗无果。2020年1月1日凌晨5时，因孩子出现咳嗽、咳痰、流鼻涕症状，他带孩子前往佛山市南海区第七人民医院就诊。因为当天是元旦，他带孩子赶到医院后，被告知医院急诊没人，让等待一下。 “医院当时没多少患者，但迟迟等不到医生。我问其他医护人员，他们一直让等，结果孩子没了。”韦先生回忆道，早上7时56分左右，他发现孩子状况恶化，便大声呼救，医护人员这才介入抢救。孩子最终因抢救无效死亡。 韦先生说，此前，他认为孩子的夭折与此前在家附近诊所开的药有关，便投诉诊所。维权大约两年时间，最终法院判诊所赔偿2万元。 “后来我觉得在医院排队时间太久，孩子错过最佳治疗时机。”韦先生说，2022年6月17日，他向南海第七医院投诉。次日，他便接到了一个电话，对方自称是一名律师，姓邓，称可以帮忙去处理，“我不清楚他为什么能主动联系到我，但他对我的事很清楚，甚至知道我孩子在哪里出事。” 韦先生称，对方表示可以先不收律师费，等结果出来了，再谈钱，“当时没说律师费多钱，只问我想要多钱，我觉得耽误治疗应该得赔二三十万元，便给他大概说了一下。” 韦先生说，6月18日，他与该律师见面，双方签订了一份《咨询合同》，上面写着乙方为“新诸葛（广州）科技咨询有限公司”。咨询费用为，乙方为韦先生（甲方）提供300个小时的法律咨询服务，韦先生所获得的医疗损害赔偿金23万元以上的金额部分作为支付给乙方的咨询费。 9月15日，鉴定机构出具鉴定意见认为，南海第七医院在韦先生孩子诊疗过程中，存在对其病情不够重视，未尽到急诊负责义务，一定程度上错过最佳救治时机等过错行为，与韦先生孩子死亡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原因力大小为次要因素，过错参与度为16%至44%。 “维权大约两年，一直是邓律师在处理此事，前后也没有给我说过。”韦先生说，2024年5月23日前后，邓某让他在一份《承诺书》上签字，“上面没写金额，他说签字就对了。” 根据韦先生当时拍下的《承诺书》显示，调解书编号，一次性补偿金额均为空白，后方有韦先生的签字和手印，但没写日期。代理人为“邓某”。 5月31日早上，邓某和韦先生碰面。韦先生说，对方称赔偿下来了，让他带自己的证件一起去银行。他前往银行后，邓某转账了54万元，给他剩了25万元，“他说一共赔了79万元，多给我剩2万元。”他认为邓某不可信，便现场打印了银行流水。 银行流水显示，5月23日南海第七医院便将88.8万元赔偿款打入了韦先生账户，5月27日、5月29日，韦先生账户将两笔4.9万元转入邓某账户；5月31日，韦先生账户将54万元转入邓某账户。 韦先生解释道，“收赔偿款的银行卡，是按照邓某要求新办理的，对方一直拿着卡，我用不了，所以只能跟对方协商。”邓某称，按照医疗鉴定结果，医院最多给他赔偿30多万元，多余的钱都是其“凭本事拿的”。 “我不懂这些，也说不过他，但就感觉不合理。”韦先生说，邓某可能怕他纠缠，便于当天下午，带他去律师事务所沟通，“他意思退给我8.3万元，让我重新签份《委托合同》。他说，他的收费是合理的，我最开始只想要20多万元，现在给我30多万元，赔偿已经超过我的预期了。我感觉好像有道理，就签字了。” 华商报大风新闻记者注意到，《委托合同》显示，乙方为广东泰逢律师事务所，韦先生一次性支付律师费55.5万元整，日期为2023年12月15日。 根据银行流水显示，5月31日下午，邓某转账8.3万元给韦先生。也就是说，患儿家长韦先生落到手的赔偿款为33.3万元，律师邓某获得55.5万元。 6月中旬，韦先生找到了南海区某医调委，对方出具了《调解协议书》，他进行了拍照。他说，“后来我找到了鉴定中心的人，他们说鉴定的时候让邓某叫我到现场，他说我来不了。医调委的人还说，调解的时候想找我去，结果邓律师也不给他们我的电话。我现在想，这都是邓某故意向我隐瞒情况。” “我这才知道，5月17日邓某便在医调委，与南海第七医院签订了《调解协议书》，上面有写赔偿金额88.8万元。”韦先生说，5月23日前后，邓某让他签《承诺书》，系因为赔偿款到账了，但《承诺书》却没有写具体赔偿金额，“我认为他故意隐藏了该信息。” 后来，韦先生回了趟老家，询问了老家从事法律工作的朋友，确认自己上当了，“老家的朋友说，风险代理最多只能收标的额的18%，正常找律师不可能花这么多钱的。” 根据广州市律协2024年8月27日出具的《纪律投诉案件立案告知书》显示，你们投诉广东泰逢律师事务所邓某律师一案，本会经审查已决定立案。 7月16日，华商报大风新闻记者联系到广东泰逢律师事务所，工作人员说，邓某已经不在该律所，具体投诉情况需要了解后回应。 广州市司法局2024年11月公布的《律师执业证领证名单》显示，邓某在广州元恩律师事务所执业。天眼查显示，其已执业18年。广东元恩律师事务所工作人员确认邓某在此执业，但表示不清楚具体情况，建议直接联系邓某本人了解。 7月16日下午，华商报大风新闻记者联系到邓某，他表示，自己已经不在广东泰逢律师事务所执业。韦先生将他投诉到律所、律协以及司法局，“律协、司法局都觉得他没道理。这事对我没有影响。” 邓某讲述道，当初确实系他们主动联系的韦先生。因为韦先生孩子出了问题，我们便签了合同，约定了律师费。案件处理好后，对方便反悔了，“认为我们拿的钱多，他钱少。” “这个案子是一个难度很大的案子。”邓某解释道，韦先生以前自己起诉过，法院就判了5万元，可见其起诉诊所的案件并不成功。医院这边的诉讼，按照医疗鉴定，院方是承担次责的，“我们律师通过想办法，把赔偿倒过来了，医院承担了主责的赔偿。”韦先生知道他付出了劳动，也同意给这笔律师费，双方签了合同，“他反悔了，不符合法律规定，也不符合市场规则。” 《委托协议》是2024年5月31日（赔偿款到账后）签的吗？邓某未正面回应，“不管协议是什么时候签的，都是双方意思的真实表示。”韦先生和咨询公司签合同时，他没有收取其费用，律所的时候事情处理差不多了，大家再签了一份正式的协议。 其代理韦先生的案件，是否系风险代理？邓某说，不是风险代理，是双方商量了一个律师费的数字，然后他做了韦先生的代理人。 对于韦先生的投诉，邓某表示，让韦先生起诉，他又不肯去，就想搞臭自己的名声，“他没想过我们付出劳动的人多辛苦，作用多大。” 7月16日，一位知名律师介绍，根据现有的司法判例以及司法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部门发布的《关于进一步规范律师服务收费的意见》，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件可以适用风险代理合同，但对于收费金额有较为严格的限制，“风险代理收费最高限额是18%，我们先不讨论能否按照18%进行收取，本案赔偿款为88.8万元，按此规定最高收费不应超过16万左右，但律师实际收取55.5万元，远超法定上限”。 其次，代理类型存在矛盾，律师称非风险代理，却实际采取“先服务后收费”模式，符合风险代理特征却不遵守相关比例限制。合同方面也有问题，最初签订的《咨询合同》乙方为科技咨询公司，该公司可能不具备律师执业资质却从事代理业务，涉嫌超范围经营；后来的《委托合同》标注日期为2023年12月15日，实际签订于2024年5月31日，存在日期造假嫌疑。 律师存在隐瞒关键信息的行为，告知当事人赔偿79万元，实际为88.8万元，还让当事人签署空白《承诺书》，刻意隐瞒赔偿金额，若属实，构成欺诈。同时，收费占比高达62.5%，远超合理范围，且律师主动联系当事人并知晓其详细情况，可能涉及不正当承揽业务，整体收费过程既违反了相关规定，也违背了公平诚信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