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九索，作者：经济小张，原文标题：《巴菲特退休，美国梦不再：我们时代所酝酿的巨大变局》，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如果说比巴菲特小14岁的阿甘代表了蓝领的美国梦，那巴菲特一定就代表了白领的美国梦。阿甘的故事告诉你，即便你有着先天的残疾，脑子很笨，但可以靠努力过上想要的生活。巴菲特的故事告诉你，20岁的你只有1万美元，但94岁的你可以有1600亿美元。 这一年，巴菲特的收益率也稳定地到达顶峰。他完美的70年职业生涯也是美国完美的70年国运。它不断胜利，赢下二战，赢下冷战，是天许之地，是“美国例外”。 三年前退休的桥水基金创始人，“对冲基金史上最成功的基金经理”达利欧，近期也非常活跃，他做出预言：旧世界正在解体。这个旧世界，不仅供养了巴菲特的成功，也构建了我们的世界观。 大型基金的管理人，是对世界变动最为敏锐的一群人。他们的职业本质，是为未来下注；投资者为他们的判断力支付高额费用。激烈的竞争机制迫使管理人的思考必须有前瞻性，同时又脚踏实地。 巴菲特将美国资本主义分为了AB两面：A面是光明的大教堂，B面是阴暗的大赌场。大教堂为美国人民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物质生活。大赌场里什么玩法都有，时不时也有暴富神话。 大教堂是美元世界体系。美国是最大的逆差国，几乎不生产商品，但却享受了几乎最高的生活水平，就是因为美元有世界性的购买力。 大赌场则是以美元为筹码的各种市场：纳斯达克、石油、黄金、加密货币、房地产、国债。抱着保值增值想法的赌客，大部分都需要先在赌场的门口把自己的资金兑换成美元，再去桌上试运气。资金量小，胆子大的去玩赔率最高的俄罗斯轮盘（纳斯达克、加密货币），目的不是翻倍，而是翻身；资金量大，胆子小的去玩胜率最高的21点（国债），跑赢通胀就是胜利。 与其说是美国的武力统治了世界，不如说是美元世界体系统治了世界。前者可以靠一场民族国家间热战解决，而后者形成的关系牵一发而动全身，几乎消除了全面脱钩的可能性。全世界的有产者，都或多或少与美元世界体系有关。 所以他并不希望关税武器化，因为这将阻断商品源源不断地被送到大教堂。美国应该继续贸易，他认为，“世界其他地区越繁荣，我们也就越繁荣”，“我们应该做我们最擅长的事情，其他国家也应该做他们最擅长的事。” 达利欧认为我们当前所经历的，将是历史性的剧变，美国和世界秩序正在经历“深刻变革”，堪比上世纪30年代。货币秩序、（美国）国内秩序和国际秩序，正处于彻底改变的边缘。 美元世界体系成立的一个重要前提是美联储负责任的货币政策，使得全球投资者认可美元的低通胀和安全性。然而老生常谈的美国国债问题当前已经极其危险。随着2008金融危机和2020疫情的两次超级放水，美国国债占经济总量的比重已经超过了122%，也超过了二战时的顶峰。 这才有了马斯克雄心勃勃的政府效率部的计划。可惜的是，2024年10月还声称要“至少从联邦预算中削减2万亿美元”的马斯克，在仅仅三个月之后就发现这个目标“过于理想化”。 无法降低开支，试图让市场购买更多美国国债也变得困难。随着贸易战的推进，日本、中国等老主顾开始了观望。但关税并不是全部原因。早在一年前，沃顿商学院的金融学教授若昂·戈麦斯就警告过：“我们过去可以指望中国、日本投资者和美联储来购买债务。所有这些参与者都在慢慢退出，实际上现在都在抛售。” 今年2月，达利欧对美国国债做出过推演。他认为未来三年将是美国国债的一个重要关口，一旦美国国债无法在这个时间窗口内达成平衡，对国债的需求就会显著落后于国债的供应，进而导致国债收益率上升，给美国的财政带来更大的压力，最终带来一场“经济心梗”。 为了避免这个结果，达利欧认为美国的赤字率需要降到3%以下。然而，如果特朗普的减税计划落地，赤字率将上升到7.5%。这是个万亿美元的鸿沟。 在达利欧看来，面对这种情况央行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放任其发生，要么选择大量印钞”。但作为最后贷款人的央行往往迫于压力大量印钞，结果就是通货膨胀。而对此，市场将用脚投票，不再把美元作为保存财富的方法，美元世界体系也将承受前所未有的压力。 美国政治和社会的长期稳定，一直是吸引人才和资金的主要原因。然而近些年来，尤其是大选先后所显现出的社会撕裂，在达利欧看来已经是美国内战。 大教堂越发庞大，越发需要依赖大赌场产生的抽水利润来维持。但大赌场的问题在于不能像制造业一样养活一个数量庞大的工程师中产阶级，于是美国国内财富、教育与机会的巨大鸿沟导致政治深度分裂。2024年美国大选出现的政治奇观是，左右翼民粹主义同时感到幻灭。 更为魔幻的是，当观察家们普遍认为白左坑害了美国，特朗普当选是美国自我纠错能力的体现时，半年之后，矫枉必须过正的特朗普对美国似乎产生了更大的伤害。 以这些事实为基础，自由派知识分子持续进攻：《大西洋月刊》已经连续数周将特朗普放在自己的头条，将他称为美国的“Mad King”，是美国暗黑时代的重新到来；《纽约客》甚至专门撰文告诉美国人应该怎么使用社交媒体和硬件设备来反对特朗普。4月2日，民主党参议员科里·布克在参议院发表了长达25小时的反特朗普演讲，他说，特朗普政府似乎决心要摧毁世界秩序传统，以及美国基本宪法原则。 这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美国明明仍然是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为什么政治光谱的两个极端上的人群都会感到失望。本应为这个国家提供缓冲的中间阶层去哪儿了？ 达利欧认为，这是贫富差距带来的值观差距，美国大多数人缺乏增加自身收入的能力。尽管美国仍然有着大量技术领先的独角兽，但大约只有300万人与之有关，占美国人口的不到1%。与之相反，60%的美国人阅读水平低于六年级。他们没有办法赚到钱，美国社会就无法保持稳定。 曾经怀揣着美国梦，在汽车厂装配线上工作的中产阶级，已经逐步倒在制造业迁移和自动化的夹击之下。他们无法再为这个国家提供缓冲。 全球化是支撑美国资本主义运转的核心。在全球化中，美国之外的国家提供廉价劳动力，承接外包，跨国公司自由地在全球选择最便宜的解决方案。这可以向大教堂源源不断地输送利润，大教堂也能以非常低廉的价格购买商品和服务。 这也是巴菲特的价值投资能够成立的前提，他选择了在这个过程中最受益的对象：最能依靠全球化降本的跨国公司（苹果），增长最快的新兴市场的核心资产（比亚迪），并在经济周期的低点逢低买入。 然而，如果其他国家崛起，更多地考虑到民族利益，企业不再完全以经济利润为导向做决策，大教堂的供应链将出现断裂。通货膨胀会不可预测地飙升，大教堂不再能够提供最便宜的酒水和饮料。美国资本主义的未来将出现变数。 特朗普的应对方法是贸易战，以制造业回流为威胁，要求中国让渡更多的利益。这种方法有过成功的先例：美国分别曾用广场协议和亚洲金融危机，兵不血刃地拿下了日本和亚洲四小龙。 然而与这些曾经的世界工厂相比，中国是一个主权完全独立的国家。美国一位投资人近期对此做了分析：中国不会把利润置于国家尊严和主权之上，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立国之初时做出的承诺是“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才是这个国家的根本合法性所在。所以，用“挣不到钱”劝说中国人在贸易战中就范是不可能的。 中国之后，美元的世界体系也终于走到了地理上的极限。印度和越南似乎无法完全承担中国工业生产能力的巨大体量。早在十年前，苹果就已经开始推进产业链的印度化。但据《金融时报》最新的分析，约 85% iPhone仍在中国组装。苹果使用的 187 家供应商中，只有 30 家没有在中国开展业务。一些iPhone的核心组件根本无法脱离中国，比如由一整块铝材制成的iPhone的中框，加工这块金属需要的机器，只有中国才能大规模生产。 一贯谨慎的日本，终于出手。5月2日，日本财务大臣加藤胜信发表声明，超过1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已经成为日本在贸易谈判中的“底牌”。这背后的信息昭然若揭：日本不再满足于单纯扮演被动的金融盟友角色。面对美国日益增长的关税压力、贸易依赖以及战略自主性问题，它准备利用手中的金融工具，主动应对这一局面。 《金融时报》欧洲经济评论员马丁·桑德布也为欧元的未来发声：特朗普的贸易政策为欧元与美元竞争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欧洲领导人应摆脱政治上的顾虑，果断采取行动，发行统一的欧洲债券，构建以欧元为基础的安全资产。 达利欧说，我们已经回到单边主义、强权即公理的环境中。在“美国优先”带来的一系列变革下，我们所熟悉的，曾经维系国际体系的规则已经不再适用。国家不能再只专注于赚钱，因为曾经的世界警察已经宣布，它的主要工作不再是维护秩序，而是自身利益。之前被美国资本主义熨平的地缘政治冲突，将重新回归，成为新秩序构建的必经阶段。 巴菲特像是美国的福建人，相信一命二运三风水。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出生在1930年的美国是他抽中的卵巢彩票。美国的国运是他成功的前提。 未来十年的大幕已经徐徐拉开。最坚定做多美国国运的巴菲特也产生了些许动摇，他治下的伯克希尔已经连续10个季度减持股票，2024年一整年抛售了价值超过1340亿美元的股票，现金储备规模创下历史新高。 时过境迁，很容易让人想到王勃在高朋满座的宴会上，在一气呵成《滕王阁序》的后附的那句诗：阁中帝子今何在，槛外长江空自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