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英国《卫报》报道，身为犹太人的美国驻法国大使查尔斯·库什纳，近日因为一封控告法国政府纵容“反犹情绪”的信件，引起了法国政府的不满。法国外交部甚至宣布将于当地时间周一召见库什纳，向其表达抗议。 《卫报》称，库什纳这封给法国总统马克龙的信，是于当地时间周日公开的。信中，这位同时还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亲家（注：库什纳的儿子是特朗普女儿的丈夫）的美国大使宣称，他之所以选在这个时间节点给马克龙写信，是因为周一就是二战时盟军从德国纳粹的占领下解放法国巴黎的81周年纪念日。 “我写这封信，是法国反犹太主义情绪在急剧抬头，但贵国政府在应对这一问题上却缺乏足够行动，这令我深感担忧”，库什纳写道，“在法国，犹太人在街上遭到袭击、犹太教堂或犹太学校遭污损，或是犹太裔人士经营的商铺遭恶意破坏的事情，每天都在发生”。 库什纳在信中将这一切的发生归咎于法国政府先前宣布准备承认巴勒斯坦国的决定，称这是加剧法国“反犹情绪”的原因。这位美国大使还要求马克龙减少对以色列的批评。 对此，法国外交部很快在这份信件被公开的同一天发表了一份措辞强硬的声明，表示库什纳对法国的指控是“不可接受的”，“法国坚决驳斥这些指控”。 近日，从德国外长瓦德富尔访问以色列到总理默茨宣布暂停向以色列出口可能用于加沙的武器，德国对以色列的立场似乎有了实质性改变。 如今在德国讨论德以关系，避不开的一个词就是“国家理性”。能上升到这样的高度，是因为有关它的讨论牵涉一条政治禁忌，背后则是德国在二战中给欧洲留下的一条巨大伤口。战后几十年以来，人们一直在尝试用各种办法疗愈这条伤口。 2008年3月，时任德国总理默克尔在以色列议会发表讲话称，对以色列安全的历史责任是德国“国家理性”的一部分。自默克尔执政以来，几乎所有德国中间派政党一谈到对以政策，就都会援引“国家理性”的说法。 “国家理性”的表述源于拉丁语“ratio status”，已有几百年历史，可追溯至政治思想家马基雅维利和博泰罗在统治理论上的争论。马基雅维利认为，可将国家利益置于一切利益之上，觉得必要就可废止法律、悬置道德。博泰罗则主张，仅仅看上去公正是不够的，君主权力必须建立在臣民某种形式的同意上。这些中世纪的论述虽已与现代政治实践相脱节，但内涵和联想依然有所保留。 之前使用“国家理性”，往往是类似这样的场景：恐怖分子试图通过劫持人质或飞机来敲诈国家，有人会说“‘国家理性’要求我们绝不能同意他们的诉求，因为国家不能被胁迫”。 社民党籍的卡洛·施米特是德国宪法之父之一，也曾明确表示“国家理性”不应凌驾于一切之上。默克尔让这个原本逐渐被遗忘的专业术语又回到了政治和社会现实中。她在2008年演讲中首先祝贺以色列建国60周年，紧接着谈到德以因纳粹对600万犹太人屠杀而建立的特殊联系，认为德国对以色列有“特殊历史责任”。默克尔还补充说“在考验时刻，这些不能只是空话”。她指的是在当时西方的视角里以色列受到伊朗核威胁，黎巴嫩局势也不稳定。在此，默克尔重申了她在联合国反对伊朗制造核武的立场。 默克尔卸任后，“交通灯”政府更是把她的表述进一步简化，将“以色列安全就是我们的‘国家理性’”写入执政协议。默茨上台执政后，延续了这样的做法。 不过，“国家理性”一说并非没有争议。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科学促进学会法学家奥尔认为，在针对以色列的议题上引用“国家理性”实属错位，因为它原本暗指国家利益高于个体自由等价值观以及一切其他利益，而非其他国家的生存。也有外交政策专家质疑：“为什么我们不能就简单地做朋友呢？” 2012年，时任德国总统高克在访以时拒绝重复“国家理性”的说法。有报道称，德国现任总统施泰因迈尔也怀疑默克尔是否充分意识到这一说法的含义。高克和施泰因迈尔的疑虑，与他们的历史态度没有直接关联。近期高克还在节目里表示，由于战后昭彰的纳粹罪责，他永远无法与以色列为敌。施泰因迈尔也在德以建交60周年活动上表示，在二战大屠杀后，以色列愿意伸手相握，是“德国人无权期待的礼物”，但“我们接受这份礼物，始终铭记德国的罪责与我们的责任。60年后的今天，我仍对这份和解的礼物充满感激与谦卑”。 “历史责任”常被用来为德国某种外交路线辩护，但它并不能充分反映中东冲突的复杂性。假如对以色列的支持真是德国的“国家理性”，那么它就是优先于包括保护本国生存在内的其他一切政治选择的存在，但事实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外交首先都以维护本国利益为出发点。 历史学家本茨指出，德国和欧盟自视为某种守护者，“道德枷锁”让他们难以采取批判性立场。一个政治人物在特定背景下的用词，也许有一些修辞技巧或个人情感因素，但过于简单化的思维再加上情绪化，会使一切对以色列政府做法持怀疑态度的声音，都容易被打上“缺乏道德”甚至“反犹主义”的标签。 德国的这份特殊“历史责任”还和道德义务有关，包括维护德国境内犹太人安全及对反犹主义的零容忍。这种诚恳的赎罪心态是当代德国政治文化一个既敏感又明显的特征。学校和公共机构日复一日力促对纳粹罪行的探讨，并且还有Holocaust这样一个专有名词，特指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 一个很好的例子是宪法法院对刑法第130条“煽动民族仇恨罪”的解释。德国宪法第19条第1款有个“禁止个别案例法”原则，即限制性法律必须适用于无限多情况而不仅是某个具体情况，但也有例外。刑法第130条体现了对历史的坚定反思，将各种可能煽动对部分人口的仇恨或暴力的行为定为犯罪，其中专门列出第3款：公开认同、否认或淡化Holocaust是犯罪。 在一些法理争论中，有人质疑第130条第3款是不是所谓个别案例法，因它专指纳粹主义行动、明涉特定历史时期和人群。宪法法院的解释是：该款涉及人类尊严和公共和平，不与宪法相悖。 另一个例子是政府对维护犹太文化遗产及社区、促进融合的扶持，以及对德国犹太人中央理事会的投入。和其他少数族裔社团多为民间组织不一样的是，德犹中央理事会属性为公共法人，即由国家支持的组织，属于公共行政体系。该组织成立于20世纪50年代初，最初致力于为大屠杀受害者讨要国家赔偿，在德以建交中也发挥了作用。德国自2003年起向其捐款，根据2023年修订条约，政府每年捐款金额为2200万欧元（约合人民币1.84亿元）。 国内外道德就这样互相牵制。从德国官方角度看，需要保护的一直都是以色列1967年前的边界。但在实践中是否明确区分了这个边界和其他有争议的土地呢？如今，在德国正在争论“从河到海，巴勒斯坦将获得自由”这个口号何时应被视为犯罪。2024年，一名妇女因在游行中喊出“从河到海”被柏林地方法院判决有罪。最高法院对此类案件尚未表达意见。当下共识是，如使用口号被认定是为了美化恐怖袭击或宣扬暴力摧毁以色列，则可根据德国刑法第86条a“使用违宪及恐怖组织标识”或第140条“支持鼓励犯罪”进行定罪。可与此同时，关于以色列现议会对“从河到海”的地区提出的主张，却少有讨论。 2023年10月以来，随着新一轮加沙冲突的到来并长时间陷入僵局，德国“道德义务”的另一边是被撕裂的良心以及在特定滤镜下被投射的中东。具体到政治实践中，德国政治与科学基金会的一名中东问题专家指出：德国对以色列政策的两大支柱是德国的历史责任以及人权和国际法等原则，而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已违反了这些原则。在这两根支柱间重新取得平衡无疑是必要的，也是更符合道德的。 出于历史及道德因素，德国对以色列始终是善意的，“国家理性”长期成为超越日常政治分歧的国家行动中牢固确立的一项原则。 然而，这是否真对地区稳定和以色列安全有利，从一开始也不乏争议。回到德国后，陪同瓦德富尔出访的穆勒接受采访，称“德国不能只是警告”。以色列历史学家齐默尔曼认为，停止向加沙地带提供某些武器的决定反而符合国家利益的考量：“如果你支持以色列的安全，就不能支持以色列对加沙的占领。如果你支持以色列的安全和生存，就必须支持以色列以某种方式与巴勒斯坦人建立联系。”无论想要促进地区和平，还是以色列想确保其长期生存，都需要看到明确的政治愿景。但眼下，希望渺茫，仇恨已遍布加沙。用武力迫使对方屈服行不通，对无辜平民进行残酷屠杀和劫持人质更是引来全球讨伐。 让不少人痛苦和不解的是，自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战后一直是“西方世界良心”的德国，似乎突然没那么有良心了。眼下，穆勒希望以色列在日益被国际孤立的情况下能够珍视还愿与其对话的德国的影响力。在与高克对谈的节目里，主持人坦率发问：“为什么我们对以色列就是无法找到合适语言？” 其实是新旧“良心”间产生了巨大裂痕。战后至今，盛行于德国的一句口头禅是“再也不要”。通常，人们会根据自己的理解进行完形填空：再也不要战争，再也不要疯狂，再也不要极端，再也不要种族灭绝。随着加沙人道主义灾难日复一日地被披露出来，坊间开始探讨是否应该以“种族灭绝”来描述那里的状况。社会哲学家阿多诺曾警告，对历史的反思绝不能只停留在形式和口号上，而是必须对其社会和心理机制保持警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