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30日，浦发银行发布公告表示，信达资产旗下信达投资于6月27日将其持有的1.18亿张“浦发转债”转换为9.12亿股浦发银行普通股。此次转股完成后，信达投资的持股比例达到3.01%，将跻身该行前十大股东行列。 无独有偶，在前不久召开的民生银行年度股东大会上，中国长城资产副总裁郑海阳被提名为民生银行第九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其董事资格也需要金融监管部门核准。也就是说，按照公司章程，长城持有的民生银行股权也已超3%。 截至7月15日，银行板块今年整体涨幅16.05%，在31个申万一级行业中排名第二。其中，浦发银行今年上涨35.37%，在42家A股银行中排名第二。民生银行累计上涨30.8%，排在第六名的位置。 上世纪90年代，在市场化经济改革的推动下，国有大行的规模极速扩张，同时资产质量也相应出现下降端倪。信达资产、东方资产、中国华融（现已更名“中信金融资产”）四大AMC由此应运而生，通过收购、管理和处置国有银行剥离的不良资产，运用债转股、资产证券化、拍卖、资产重组等多元手段，对不良资产进行盘活和处置。 2009年，随着政策性不良资产阶段收官，四大AMC集体迈入商业化阶段，股改、上市、牌照扩张一气呵成。信达、华融（已更名“中信金融资产”）率先登陆港交所，随后各家陆续把业务触角从国有大行延伸至股份行、城商行乃至非金融企业，并顺势拿下租赁、信托、券商等多张金融牌照，打造综合金融平台。 然而，外部环境生变，多元化扩张的后遗症逐渐显现。近两年，“回归主业、瘦身健体”成为新的关键词，非核心资产被挂牌出让，资源重新向不良资产收购、管理和处置集中，中小金融机构风险、地产纾困等成为主攻方向。 不过，在房地产市场持续下行的环境下，昔日与地产行业深度绑定的AMC的业务上受到不小的影响，四大AMC的业绩表现呈现出明显的分化态势。 从底层业务逻辑上看，AMC收购不良资产仍是低买高卖的商业逻辑。因此，在经济周期持续下行的背景下，所有资产价格持续下跌，资产公司业绩必然受到影响。 在持续“瘦身”的态势之下，AMC也必须探索新模式实现整体的平稳过渡。因此，战略持股大中型商业银行等高ROE、高股息率、低PB的红利资产，以此作为压舱石，既能带来持续现金流入，又能通过并表利润平抑各年主业业绩波动，形成不良主业与特投资产双轮驱动的新发展模式。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2月，财政部将持有的信达资产约58%、长城资产73.53%、东方资产71.55%股权无偿划转给中央汇金，中央汇金本身就具有稳定资本市场的政治任务，信达资产和长城资产相继对浦发银行和民生银行进行增持也正贴合中央汇金的战略部署。 有部分市场人士表示，银行股上涨过快，由于股价上涨，大部分银行的股息率已经不具备明显的优势。且部分银行在2024年已经在使用卖出收益类账户的债券兑现投资收益这种技术手法平滑利润，后市表现不容乐观。 不过也有一些券商分析表示，中长期看，国流稳地产、促消费、加大民生保障等扩张性政策有望加速落地，托底经济稳增长。而银行板块受益于政策催化，同时，由于经济修复需要一定的时间、且预计降息仍有空间，红利策略或仍有持续性。 彼时，中信金融资产以约147亿元的价格购入光大转债，并实施转股。截至7月15日，光大银行的股价为4.35元/股，比当时3.35元/股的转股价格上涨近23%。中信金融资产这笔操作目前已为其带来近34亿元的浮盈。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光大银行而言，因当时股价低迷，中信金融资产买入可转债并转股前，可转债的转股比例仅有19.34%。因此此番操作当时被市场认为是中信金融资产做了光大银行的“白衣骑士"，化解了其近242亿元面值的可转债到期赎回压力，并补充了核心资本。 公开信息显示，浦发银行于2019年10月公开发行了规模达500亿元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该债券共计发行5亿张，每张面值100元，期限为6年，并于当年11月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按此计算，浦发转债距离到期日仅剩约4个月。 对浦发银行而言，若届时转股比例过低，其就要出一大笔钱支付本息，对其资本充足率也有很大影响；若触发强赎，转股比例高就不用花太多钱，且转股这部分将充实核心一级资本等。 截至3月末，浦发银行总资产约9.55万亿元；不良贷款余额742.8亿元，较上年底增加11.26亿元；不良贷款率1.3%，较上年底下降0.03个百分点；拨备覆盖率186.99%，较上年底上升0.03个百分点。 报告期末，浦发银行的资本充足率12.98%，较上年底下降0.11个百分点；一级资本充足率9.88%，较上年底下降0.16个百分点；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8.79%，较上年底下降0.13个百分点。 据国家金督总局最新统计披露，2025年一季度末，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15.28%，一级资本充足率12.18%，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10.7%。作为系统重要性银行的浦发银行3项指标均低于行业平均水平。
